画家朱同
朱同是我三姐夫，是四个姐夫中和我关系最近乎的。想当年仅有小学学历的我被朱同的学历和学术成就所折服。
1957年朱同曾被打成右派, 与我三姐谈恋爱时遭遇了全家上下的反对。我记得当时家中气氛紧张，几乎是谈“朱同”色变。原因有二，一是朱同比我三姐大的多；二是他的右派问题。在当时的高压政策下，地主出身的姐姐和右派姐夫结合一定会“雪上加霜”。有一天，当时只有15岁的我接受特殊使命代表全家去看看朱同是何许人。在位于海子边人民公园图书馆的一个房子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朱同。其硕大的鹰钩鼻子确实像右派分子，我的心一下紧张起来。过了一会儿，我被朱同的学识和态度打动了。我忘记了回去后是如何向父母和家人汇报的。后来，朱同成了我的姐夫。随后而来的血与火般的政治运动考验了姐姐和姐夫的爱情.
70-80年代，朱同在省城太原的名气很大，被视为山西省水粉画第一人。他的葡萄画的非常逼真，尤其是上面的那层薄薄的白霜。在那个历史阶段中，太原火车站前的巨幅毛主席像、一张年画“毛主席在晋绥边区”，和太原市天主教堂的圣母像均出自朱同之手。
我的艺术知识大部分和朱同有关。小时侯，常去三姐家，见到了许多画家，看他们画画，听他们谈画。1987年，留学英国的我帮助朱同在伦敦成功举行了画展。当时的中国驻英国的大使冀朝铸（山西汾阳人）亲自为画展主持开幕式。朱同的水粉画使被称之为水粉画故乡的英国人大为震惊。看着朱同的画，一位女士这样说，“Look, the Chinese has stolen our art! 瞧啊，这位中国画家偷走了我们的艺术！”。英国的泰唔士报头版大幅报道了此次画展，朱同的一张画被大英博物馆收藏。
用卖画所得，我俩在欧洲转了一大圈，到法国巴黎游览的罗芙宫，到瑞士洛桑访问了奥林匹克总部，到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瞻仰了大卫像。当我们进入位于罗马的西斯叮大教堂观看米开郎基罗的顶画“天堂和地狱”时，朱同的动作不同寻常，他躺在地板上，不时地挪动，从不同的角度欣赏大师的巨作。当站立起时，我看到他眼中的泪花。可以说，这一次欧洲行了却了画家的心愿，而我则上了一堂西方美术史的大课。
伦敦的画展使得朱同被聘为位于德国特立尔的欧洲美术学院的客座教授，后来多次赴欧洲讲学。
如今，人们在教育方面重新启用“弟子规”。这使我更加佩服朱同。朱同教育子女很有一套，坚持从严而不姑息的原则。两个孩子很小时，床边就贴着儒家古训。如今，三姐的两个孩子虽然在众多的兄弟姐妹中学习不算最好的，但在个人创业和做人方面是佼佼者。
我的个人成长方面，朱同也功不可末。想当年，我爱好广泛，又学习乐器，又联系书法，后来又迷上英语。是朱同的一句话点醒了我。他说，一个人不能啥都会，而应该有一技之长，长与众人。从那时起，我开始专学英语，使我的人生发生了转机。
朱同，1932年出生，今年77岁，退休后大部分时间居住在广东番俞，还在画画。